"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

这是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常讲的一句话。

可他本人到了晚年，才发现走霉运的时候，“霉相”是根本控制不住的。

当年，张伯苓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咬牙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历经磨难带南开走向辉煌。

可抗战结束后，就因为他一个举动，他连南开大门都进不去。

1948年6月，张伯苓因在教育界的名气，被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虽然没多久他就辞职了，但这一举动，让不少人觉得他的立场有问题。

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伯苓将南开中学捐给了国家，众人对他依旧有看法。

1950年10月17日，张伯苓正准备去参加南开中学校庆，衣服都穿好了，却被自己的儿子拦住了。

儿子说之前有南开老师过来说不希望你去参加校庆。

张伯苓听完儿子说的话，笑着说：“外面也下雨了，那就不去了。”

虽然张伯苓表面淡定，但他的内心非常痛苦，那个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南开，如今与他越来越远了。

他回不去了。

回想张伯苓的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晚年被南开“抛弃”吧。

年少想做将军，目睹“国帜三易”悲愤投身教育

1876年，张伯苓于天津一秀才家呱呱坠地，原本家里人盼着张伯苓能像他父亲一样读书从文，可偏偏张伯苓从小就好武。

十五岁时，张伯苓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在那里张伯苓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他一心想为国效力。

学习两年后，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张伯苓十分激动，觉得自己终于能在军队里大展拳脚，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重锤。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并没有打出风采，反而节节败退，这让刚实习一年的张伯苓大受打击。

北洋舰队不该败得如此狼狈啊，学习那么多年，每天训练为何还是打不过侵略者？

张伯苓从武的心动摇了。

而最让张伯苓悲愤的还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亲眼目睹的“国帜三易”。

当时张伯苓被派去与清廷大员一同去山东办理不平等条约的交接手续，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他看到日本的太阳旗降下，升起中国的黄龙旗。

可就在第二天，中国的黄龙旗又被降下，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

看着自己国家的旗帜被如此轻易降下，张伯苓内心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军队如此不堪一击，国家如此弱势，即便身处军中又如何报国？

那一刻，张伯苓彻底绝了继续从武的想法，人民思想上不去，智慧跟不上，有力气根本无法将国家从被欺辱的局面中解救出来！

只有兴办教育，培养新人才，才能让国家强大起来！

于是，张伯苓毅然离开军队，投身教育行业，决心为国家培养人才，爱国报国。

克服阻力成立南开，开启教育救国之路

从海军离开的张伯苓，回到天津做起了教师。

可这老师到底要怎么做？要怎么教才能帮助到国家？

这个问题，困扰张伯苓许久，他深知若是按照传统的教书方法，教再多人也没用！

于是1904年，张伯苓去了日本，经过4个月的考察，他对教育方式方法有了新的认知，决定回国创办学校。

说来也巧，那时很多人的思想还很保守，但张伯苓碰巧认识了提倡新教育的严修。

两个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畅聊人生，最后他们还决定一起办学校搞教育。

南开中学，就这样成立了。

在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南开的校长，正式开启他的教育救国之路。

相比于很多守旧的学堂，张伯苓的南开中学用的是新式教育体系，教学生认识新事物。

随着教育设施的完善，到了1917年南开学生已满千人，名声渐著。

可中学教出来的学生，不管是学识还是阅历都有限，要想成为新一代人才为国效力他们还需要进一步深造。

张伯苓意识到，国家要想发展光靠着普通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创办高等院校！

他要创办南开大学！

张伯苓与严修说完办大学的想法后，便开始做准备，1917年夏天，张伯苓便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

为了能更好地教书育人，张伯苓一个人同时学近代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多门课程。

等到第二年严修来美国考察，两个人会合后，张伯苓则更忙了。

他一边与严修拜访各处教育机构，一边上学，一边还要把学到的内容教给严修。

在将近40度的天气里，41岁的张伯苓流着汗给年近60的严修讲课，两个人一边擦汗，一边交流学习，谁也不说辛苦。

甚至为了给大学寻找预备人才，张伯苓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

他经常和严修去吃汤面，然后听在哥大学习的郑宗海讲述中国留美优秀学生情况，一来二去地，还真让张伯苓找到了不少留学人才。

人才有了，经验也学了，最难的问题都解决了，可回国办大学的张伯苓却被钱难住了。

此前天津发生兵变以后，南开中学资金几乎都断了，为了将学校办下去，张伯苓自己连工资都不领了，四处筹钱才勉勉强强将南开中学维持下来。

再开一所南开大学？众人听闻后都觉得张伯苓是在做梦。

政府的学校都快干不下去了，这时候办大学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这些张伯苓又何尝不知，可中国若不提高教育水平，又如何培养人才挽救国家呢？

所以那时的张伯苓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甚至为了开大学，张伯苓连面子也不要了，四处“化缘”，东拼西凑将办学资金筹到了。

南开大学终于在1919年秋天正是开学了！

一心为国人才，却因教育理念被人说误人子弟

不同于传统教育方式，张伯苓自创办南开中学开始就制定了非常先进的五个教育方针。

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和培养救国力量”，其中体育在最前面。

他说“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于是，他在南开开设了体育课，每天下午三点半，强制要求学生去操场活动，甚至还有体育考试，如果成绩不达标不可以毕业。

即便办学经费经常捉襟见肘，张伯苓对体育教育上的投入一直不曾减少。

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等等，在南开的校园中随处可见。

甚至为了倡导全民运动，在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发表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向国人传播奥林匹克精神。

张伯苓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

为了这一目标，张伯苓于1910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运动会，华北运动会，让更多的学生重视体育锻炼。

然而，这般科学先进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却遭到很多人的抵触。

那时很多人还保留这旧思想，觉得读书就该专心读书，一边读书一边运动简直就是分散精力，这样教是在误人子弟！

张伯苓知道别人骂他，但他不在乎！

要想培养出救国人才，这条路早晚都要有人走，既然他懂，他开始做了，再难他都要坚持下去。

因为动荡年代，国家不能再被老思想束缚了！

要想做强国，就要强身，强教育！

抗日期间，张伯苓与南开被日军当做眼中钉

1932年，上海遭到日军的入侵，张伯苓为冲在一线的抗日战士发起募捐，并率先捐款500元做表率。

后来华北运动会时，由于东北沦陷，当时的参赛的东北代表队，入场时穿着白衣黑裤，这一“丧服”入场让无数国人泪目。

东北代表队在台下以服装表抗日决心，南开中学生则在看台上举着“勿忘国耻”“收复失土”八字的大旗，高声唱抗日救国的歌曲。

这一幕幕让原本高调出席运动会开幕式的日寇司令灰头土脸地退席。

事后日军就南开学生的行为向张伯苓问责，可张伯苓面对权势日渐增强的日本人，直接“中国学生在自己国家举行爱国活动，外国人无权干涉”，堵得日军哑口无言。

张伯苓的油盐不进，让日军很是恼怒。

为此，1935年，日本人直接将兵营设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威胁之意十分明显。

见日本人态度蛮横，张伯苓丝毫不惧，直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抛出“抗日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

“你爱中国吗？”

“你愿意中国好吗？”

他的三个问题直接打破了校园内日本人逼近带来的恐慌，全校师生再度热血沸腾，更加坚定爱国之心。

张伯苓带领的南开抗日热情日渐火热，日本人见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十分不满，但又不好直接除掉他。

为此，日军便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对付张伯苓。

他们不仅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张伯苓的行动科，还曾多次将大炮推进南开校内，威胁意味明显。

日军在张伯苓身上如此大费周章，可见当时张伯苓的影响是让日本人忌惮的。

张伯苓：南开被炸，但南开精神永远不会消失

南开大学作为当时中国人才重要的摇篮，在日本人眼中就是眼中钉，以至于在七七事变后，日寇朝着河北省政府开了第一炮后，紧接着下一炮便对准了南开大学。

就这样，轰的一声，张伯苓沥尽心血开起来的南开化为了废墟。

日本人终于将爱国热情高涨的南开打掉了。

甚至在南开被炸没多久，张伯苓就收到四子张锡祜于抗日行动中牺牲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的打击，让不少人都以为张伯苓会就此倒下，日本人更是高兴，觉得张伯苓这回定然是坚持不下去了。

可他们不了解张伯苓。

他是南开的校长，是抗日军人的父亲，是中国人！

他不能倒下，他要带着南开师生一起将南开创办下去，他说，南开校园被炸毁，但南开精神不会消失！

于是，张伯苓决定在重庆重开南开中学，而大学部则随其他高校迁往昆明，联合举办西南联大。

这番举动，给了当时很多参与抗日救国的师生、青年极大的信心，让更多人看到了永不消灭的爱国之心，也让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当中。

张伯苓以顽强的姿态，带领南开挺立于公众面前，为国家输送人才，给予民众信心。

南开可以被毁掉，但南开精神永远不会磨灭！

这就是张伯苓！

为了救国图存，终生投身教育，一辈子为南开付出的张伯苓。

令人难过的是，晚年的他到底是连南开大门都进不去。

甚至当年张伯苓去世之后，国外都有文章报道为他的去世感到惋惜，但在国内几乎没有报刊报导，甚至参加他追掉会的人只有350人。

以至于追悼词中提到，他觉得自己是被南开厌弃的人，南开学校不认识他了。

早年张伯苓对南开多么热情，晚年的张伯苓就有多么酸楚。

不过，尽管有些遗憾，但张伯苓为国家、为南开师生所做的贡献，始终无法磨灭。

或许，人生总是要有些遗憾的。

但无论怎样，张伯苓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爱国者、教育者！

作者：卫呦呦

编辑：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