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农村，无论是建房、装修、搬家，还是红白喜事，免不了请“自己人”帮忙。所谓“自己人”，一是关系和睦的近亲，以及姻亲、表亲这样的亲戚；二是处得不算糟糕的邻居，乃至同村人；三是男主人、女主人保持走动的，住得又很近的同学、战友。

　　请“自己人”帮忙，除非代劳采购，否则是不用支付工钱的，只管伙食。这看上去是省了钱，其实未必。尤其是建房、装修，如果请专业工人代劳，工钱虽贵，而且也要管饭，效率却要高得多，质量也更可靠。但在很多农村，人们似乎并没有太在意其中的经济账，因为有事找“自己人”，首先算的是“人情账”。

　　农村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模糊，不能明明白白去算谁家多占了点人情便宜，又有谁家吃了些亏。如果精确计算，人情社会就解体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人情往来时给出的礼金、礼品可能就要多些、价值高些，而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家庭，可能就会多帮忙出力。只有不断让别人欠自己的情，自己也不断欠他人的情，人情往来才会自觉不自觉地持续延续下去。

　　事实上，一些已经迁入城市的原农村居民，依然跟过去的邻居、亲戚保持着密切的走访，主动维系着过去的人情来往。但更普遍的情况下，迁入城市，以及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了，人们考量人情的视角就发生了变化，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人情社会的关系逻辑，因为模糊，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浪费，导致机会成本损失。所以，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交易的逻辑，也就是“礼尚往来”，你帮我一次大忙，我下回一定还你一个大忙，但平时走动往来的频度大大降低，因为人情在一来一往中已经结束。

　　社会学家、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在其所著的《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市场逻辑的冲击下，农村人情社会的链条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当然不是马上发生的，而是因为人情来往呈现精确计算、对等、即时实现的特征，所以使得人情不再具有持久接续的可能，人们的亏欠感也就慢慢消失。农村居民许多过去由人情来做的事情，而今都转向市场。客观上，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其他身份的熟人，彼此来往的频度大幅降低，只留下一些特殊的、仪式性的场合或者节目，比如德高望重的长辈去世的葬礼，又如直系亲属的婚礼，等等。

　　这本书指出，日常性人情与仪式性人情有着很大差别，主要体现在人情的功能、范围和深度。日常性人情意味着村里一切小事情都会被整合在其中，有着丰富的、频繁的、涵盖村子里多数人甚至全部人的人情亏欠与偿付。因为日常性人情的存在，人们的交往除了参与重大的仪式性场合或节目，还会有串门、聊天、结伴吃饭、合作、互助、转借、劝架、围观、开导、撮合、调解等交往方式。“一个小村落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网罗在这个人情圈中”，但当一个村庄中的人情从日常性人情转向仪式性人情时，就意味着人情社会即将解体，因为日常性人情作为维系亲戚朋友之间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这本书深入考察了我国多地农村，探察了农村本世纪以来出现的突出变化，即从过去的熟人社会大幅转为“半熟人社会”。这种转变的首要表现，即为前述的“人情”陷入淡漠，日常性人情转向了仪式性人情。

　　其次，书中指出，村庄的主体性建构也发生了松动，过去的家族主体地位动摇，村庄“公”事的组织变得更趋松散，留守在村子里的人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将琐事纳入公的规则中”，而是纯粹私人性的来往。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务工或进城经商，村庄里“主体不在场”，就出现了“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失”。

　　第三，村子作为伦理与功能共同体的弱化。作者指出，过去伦理与功能共同体的存在，让老人、孤寡户等群体的情绪、需求有得到“释放和派遣的渠道和条件”，但而今随着“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正被自由市场、人口大规模流动所侵蚀”，因而原有价值观念解体，人们变得不太在乎村庄的评价，渐渐地退出村庄的面子竞争，老人等群体的情绪和需求也就没有了排解的渠道。

（文章来源：城市金融报）